【專訪】天文台台長變藝術學生 李本瀅在紙皮上再現香港
【撰文：何桂嬋 攝影：黃奕聰】
睇相佬算人，天文台算天。何時打風落雨，行雷閃電，都有儀器、數據可依，但再中立的科學，也離不開社會民生。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，退休後全職讀藝術，把對社會的觀察轉化成創作，由看天到看人看社會，以文字和藝術對世情嬉笑怒罵。
「掛波」藝術 是科學也是民生
跟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見面當日，「山竹」還在遠處，外頭原本風平浪靜，卻在前往訪問途中突然下大雨，殺記者一個措手不及，他看一看窗之後說：「這些雨很難預計的，像昨天一整天都是大好天，誰料晚上忽然大雨，這簡直是預報員的惡夢，因為大雨可以去到幾十毫米，很嚴重。」
他於 1979 年入職天文台，在英國受訓一年後，循例在「木人巷」當兩年預報員，其後晉升為高級科學主任、助理台長，到 2009 年接林超英的棒任天文台台長，一生人有三十多年都在天文台渡過。雖然工作大部分時間對著儀器，分析數據，但他一點也不感到流水作業，任內水文、紫外光、風暴、地震、幅射等，什麼都測過，他提起：「1986 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意外，我是天文台第一個發現到有幅射麈飄到香港。」
攝於 1981 年，李本瀅（右）在香港天文台與同事合影。（受訪者提供）
後來天文台自行研發雷達預警系統，預警被稱為「機場隱形殺手」的風切變，到約十年前，天文台開始預報紫外線指數，李也是背後重要推手之一。「當時天文台內部有不少爭議，因紫外線很難預測，你預計好天，但中午剛好有舊雲經過，預報就失準。即使我們再有方法，也只能做到 7 成準，但我覺得有超過 50% 的準確度，已算是具參考性，可以幫助市民在生活上做決定。」
預測風雨，百年前已有，但當時未有高科技，靠的是遠方漁船發放的資訊，以及天文台台長在天棚觀天。現時有科技配合，雖也不是百分百準確，但幾乎每個決定都有數得計。然而，何時及以什麼方式知會市民，卻不是計數計得出來，尤其是負責面對公眾的天文台台長，更需要對市民的期望、集體情緒、社會運作十分敏感。李本瀅舉例說：「假如在上下班或午飯時間突然掛波，人們趕著回家，第一時間去搭地鐵，不會選擇其他交通工具，以前的地鐵站月台未有閘門，有機會發生意外。又或假如太遲掛波，漁船未能於三號風球懸掛後一定時間未回到避風塘，保險公司就不受保，這當中既是經濟，也是人命考慮。」
亦文亦理 找出生活中的平衡
任台長短短兩年後退休，自問貪玩怕悶的他，退休後不斷探索新興趣，學過西班牙文、書法、鋼琴伴奏等等，但摸索過後，最終發覺最感興趣的，還是自小已喜歡，卻無機會發展下去的繪畫。現時他於香港藝術學院修讀藝術學士，以藝術這媒介展現香港的獨特文化和對社會的反思。
李自小已經喜歡畫畫和彃琴，父親既是生意人，也是讀書人，喜歡西洋畫，當李還是小孩時曾向他「過了幾招」（教他畫畫），從此開啟了他對畫畫的興趣，「我小學畫畫是貼堂的。」他得意地說。去到中學，他自覺男生還是應該選讀理科，便棄文從理，也無不可，因求知欲極強的他，自小就經常問自己問題，自己找答案，「我剛剛才被小學生考起，為什麼濕水的沙比起乾的沙深色呢？我之前都沒有想過，這不是如此簡單的，於是我又要回家看書找答案。」
李本瀅於香港藝術學院 studio （受訪者提供）
雖然現時他全職讀藝術，但骨子裡是個講求邏輯的理科人。跟他談音樂，他說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希臘科學家畢達哥拉斯，是如何發現小提琴的弦線，如縮短一半，會高音八度，加長一半，音低一倍：「好得意！」；跟他談科學，他會以「優美」來形式愛恩斯坦的定理：「愛因斯坦出到 E=mc2 咁簡單既定理，不只科學，要有審美眼光先出到嚟。科學同藝術，最後都一樣，講求 elegance — 優美。」從科學中看見詩意，從藝術中找出邏輯，看來就是文理皆通的結果。
正如愛因斯坦說："The greatest scientists are artists as well"，李也強調科學和藝術不應該分得太清。「近年坊間經常提倡 STEM（科學、科技、工程和數學的縮寫）應加個多 A（Art），變成 STEAM。事實上，兩者的關係一向很緊密，幾百年前一直是平衡發展的，文藝復興時期，科學方面開始認識人體構造，畫畫出現透視法。去到達爾文，《生命起源》一書充滿詩意。以前的人兩者都很注重，如愛因斯坦不能沒有小提琴。」而他自己也是古典音樂和繪畫的愛好者：「生活中要有平衡，上班亦如是，100% 投入一件事未必做到好。」
這或是從出名六點就「洗樓」趕人下班的前台長林超英身上學的：「返九放六咩都夠啦！就算再叻，諗到『橋』都是幾個鐘的事，由你做足 12 個鐘都不會做得更好，尤其科學跟藝術都十分重視創新。時間長短不重要，重要是用得有質素。」
李本瀅在紙皮上的自畫像
藝術走入社會 貼近生活的紙皮藝術
卸任後，李經常寫 blog，由港式英文、古典樂、達爾文，到近期的土地大辯論、港珠澳大橋等等，他通通都有話要說，而且有話直說，像幾年前他就發文反駁梁振英指香港輸出霧霾到內地之說，更直言政府欠科學常識，後來被演繹成他指梁振英不科學，要再出文澄清自己對事不對人。最近的一篇網誌，他以 "I am old enough to say this" 為題，指出四樣香港的社會矛盾 —「行李門」擺龍門、某富二代言論、學童自殺、港鐵工程問題，行文中可感受他對於香港社會的「火」。
他的藝術創作之中，也處處是社會問題的批判，如他早前創作了一段一分鐘的錄像，在街上和地鐵站內玩彈波子，影片中一粒波子答答聲地沿著地鐵站樓梯滾下，諷刺在現時的香港，即使簡單如在地鐵碌波子，也難以發生，正好回應香港長期在討論的欠缺公共空間的問題，李解說：「這波子猶如代替人們重新奪回空間。」
批判之外，也看得出他對於香港香港文化和城市面貌的鍾愛，近來他醉心用在超市門口執或向阿婆買回來的紙皮，進行創作，呈現眼中的香港。「我回想由細到大，香港文化有什麼獨特之處，或社會命題值得講，其中一樣是香港的天橋，這城市出名多天橋，我也很喜歡看這些天橋的縱橫交錯。我原本做了一套立體的天橋，但覺沒有什麼特別，便把它變回平面，原來一張紙，可以做到好多可能性。」
用紙皮重現香港天橋
除了眼前觀察到的，還有回憶中的香港。「我很想把我所懷念的舊日香港表現出來，我回憶起細個時的大排檔，細心研究它的結構，但我不想平白將它畫出來，於是加入時間和記憶的概念，像我媽，九十幾歲，問佢剛剛吃藥了沒有，她不記得，但問佢我們小時候的事，她卻記得清清楚楚，記憶是愈久遠的愈新鮮，那麼也許繪畫也可以倒轉來。」他於是刻意運用了反透視法，遠的事物放大，近的事物縮細。他亦保留紙皮的原色，不添半點色彩，為更貼近生活的質感。
這些在現實不可能發生的事，在藝術的世界卻沒有不可能，對於講求合理性的他而言，是個新課題：「科學追求合理性，藝術不是，它給人無限大的想像空間。跟準確和可預測和科學相比，藝術好多時候是不確定的，把這種不確定變成生活一部分，對我而言是很大轉變。」他坦言剛開始修讀藝術課程時，很介懷是否畫得神似，但很快他便發覺到藝術發展到今天，跟傳統的繪畫已大不同：「抽象化是必需的，這幾十年的趨勢是藝術走進社會，跟社會的關係拉得好近。」
他最近在籌備的作品，關於廣東話。「最近好多人擔心廣東話何時在香港消失，我正在搜集數據，去計數，計到之後用藝術方式表達。有人認為這是社會研究，跟藝術有什麼關係呢？但講到最後，你要人明白你想說的事，就要找個媒介去表達，而藝術是一個很好媒介。」科學和社會，轉化成他創作的主要素材和命題。
與時並進 跟年輕人學聽盧凱彤與 My Little Airport
近年天文台明顯比以前更「入屋」，活躍於社交媒體，不時拍片解說冷知識，內容搞笑又不失知識性，網民十分受落，天文台與時並進，李本瀅也未有在時代巨輪面前停下腳步，同班同學中有不少年輕人，他就趁機從年輕同學身上，吸收到前所未聞的「最新最潮」資訊：「例如漫畫作為其中一個藝術形式，我是感到非常陌生的，但原來對年青一輩，漫畫是生活一部分。音樂上也有很大轉變，如 My Little Airport 和盧凱彤，我本身以為『無咩料到』，聽同學講起於是上 YouTube 聽，原來盧的歌好好聽！自己彈琴作詞，而那些詞係『好嘢』，跟十幾年前的作詞人風格完全不同，她的詞寫出來有個衝擊，她講到一些你沒有想過的東西，而又覺得合理的，這方面讓我覺得很厲害。」
正如科學與藝術本來就不應劃界分家，面對千奇百怪的世界，不為自己設限，保持開放和好奇的心，不論是貝多芬還是盧凱彤也好，颱風還是一粒沙子，都是趣味和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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